2021年10月16日至17日，第一届“法大犯罪治理论坛”在北京顺利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中国犯罪学学会被害人学专业委员会、《犯罪研究》编辑部主办，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犯罪学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犯罪治理研究中心承办，由中国犯罪学学会、中国犯罪学学会被害人学专业委员会、《犯罪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刑事法判解研究中心、重庆市新型犯罪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海南大学法学院、天津工业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学研究中心合作发起。本届论坛以“新时期下犯罪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分为“犯罪学理论的本土化建构”、“网络诈骗犯罪治理”、“新时期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以及“企业刑事风险防控”四个子议题单元，对犯罪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展开探讨。

二、第一单元：犯罪学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论坛第一单元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犯罪研究》杂志主编吴宗宪主持。

在报告环节，第一位发言人、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希的报告题目是《生物社会犯罪学：渊源、范式及启示》。她主要介绍了生物社会犯罪学的体系框架、生物社会犯罪学对我国的犯罪治理意义以及生物社会犯罪学存在的问题。论文首先梳理了生物社会犯罪学的几个主要研究分支。其次，她阐述了生物社会犯罪学对我国犯罪治理的意义。主要有解读严重暴力犯罪和青少年犯罪、为重新界定减免责任事由、在刑罚中引入医学模式、犯罪早期筛查、识别、管理和犯罪学研究方法完善。最后，她指出了生物社会犯罪学这一学说存在的问题，包括实证主义倾向和价值无涉。其认为，生物社会犯罪学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但我们认为生物社会犯罪学对于我国犯罪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来说还是有很多的启示价值的。它尝试对生物论与社会论进行联结，认为犯罪不仅植根于恶劣的社会环境，也与危险的生物因素存在关联。犯罪研究不应当仅关注犯罪环境，也应关注对人的犯罪预防，注重医治犯罪人，这些既有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和合理借鉴。

本单元第二位发言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犯罪学系博士研究生周由的报告题目是《“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他首先介绍了文章前瞻，表明构思来源是现实生活经验、观察与反思、现存的国内外文献梳理以及对犯罪学本土理论构建的想法，指出该研究的学术贡献是在理论层面上首次融合并丰富了关于中国警察信任的功能性模型和表达性模型，在技术层面上体现了多项式曲面拟合技术于双调节效应的首次运用。其报告的实践意义在于构建适用于中国体制下的警察信任模型、多元化呈现结构性因素对中国警察信任的影响以及为警察制度的改革提供循证建议。该研究采用我国本土数据，在中国语境下探讨问题；建立“功能性”与“表达性”模型的内部与外部联系。基于该模型，探究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最后，他提出了相关的讨论与对策。第一个是“功能性—表达性模型”的本土化讨论：1.在我国，功能性模型和表达性模型不可一刀切，并非对立关系；2.在我国，功能性模型和表达性模型对警察信任一样重要；3.表达性模型对我国警察信任影响力更强。第二个是警察信任的提升：1.个体层面，加强防范意识、杜绝不良生活方式、减少危险场所暴露率，降低公民被害可能性；2.公安机关提高执行能力、反馈意识，增强对犯罪行为的预防和打击力度，降低公民犯罪恐惧感；3.社区警务、网格化管理可聚焦于提升社区信任、生活满意度；4.减缓社会分层的影响、5.加强新闻媒体宣传传，弘扬警察正能量。

本单元第三位发言人、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单勇的报告题目是《犯罪的平台治理》。他首先引入了平台社会的崛起。指出在虚拟时代，平台是最好的组织通道或者说最好的组织载体。其次，单勇教授介绍了犯罪治理的平台化治理，这种治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超大型互联网平台，另一个就是各地政法委与政府职能部门搭建的平台，即相应的重大风险预警监测平台。再次，他阐述了超大平台治理的表现。具体包括：第一，超大平台协助公安机关侦破以网络犯罪为主的各类违法犯罪；第二，超大平台针对网络黑灰产业的专项治理。网络犯罪滋生于网络账号类、技术软件类、恶意平台类等网络黑庆产业链条的土壤之中，超大平台构成了感知、预警、防控网络黑产的第一道防线；第三，超大平台审核网络风险信息，以人工智能技术实时清查用户发布的不良、违规、违法信息；第四，超大平台及专业数据公司针对突出犯罪问题的市场化治理机制初露锋芒。很多公司开创了警企合作的新模式。最后，他介绍了平台治理的运行机制：一是通过平台的数据控制机制（社会治理的可识别性），二是引入平台的社会动员机制，三是基于平台的组织再造机制。

本单元第四位发言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涂欣筠的报告题目是《刑罚人道主义视域下终身监禁对死刑的替代》。论文首先指出了刑法人道主义对刑罚人道化的要求。一是对非人道刑罚的反对。一些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等规定了对残酷和非人道刑罚的禁止，例如《权利法案》《世界人权宣言》。二是对于罪犯复归的态度。她认为，依刑罚人道主义的观点，将罪犯改造和社会复归并不是刑法根部目的，监禁刑的目的是保护社会免受犯罪侵害。因此，罪犯是否最终复归社会，并非刑罚人道与否的判断依据，刑罚的应得性是判断刑罚是否人道的关键。其次，她列举了废除死刑的理论主张和实践：一是死刑废除的理论主张，包括贝卡利亚、马克·安塞尔和雅克·德里达的相关理论；二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死刑废除运动，主要涉及《欧洲人权公约》（第六议定书）、关于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做法。再次，她提出了刑法人道主义对终身监禁的质疑。第一个质疑是终身监禁与罪犯人权保护矛盾。有人认为终身监禁造成与社会隔绝的痛苦，家庭和朋友缺失；但是罪犯在监狱中也可以实现一定社会化，通过网络或通讯设备与外界联系，故无证据证明终身监禁与人格尊严违背；第二个质疑是社会复归可能性的缺失，但复归并非罪犯的一项基本人权，终身监禁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人格的侮辱。涂老师认为，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不符合刑法人道主义，是对罪犯人格尊严的否定：罪犯并非总保留对社会的危害，同时关押无释放希望的人会造成管理的问题，比如违纪行为。而可假释的终身监禁满足对刑罚人道化的要求，符合刑罚应得性：让其承担责任是对自由意志人格的尊重。最后，她阐述了终身监禁作为死刑替代的可行性：第一，排除死刑弊端，符合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刑罚目的，第二，指出可假释的终身监禁，必须在道德上允许的严厉性仅次于死刑、有最低服刑期并且提供对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的科学评估。

在本单元的评议环节，第一位评议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教授、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王大为认为，第一篇文章揭示了现今犯罪学与生物结合的趋势，从整体生物科学前沿角度回应犯罪学如何发展，犯罪学在早期也是基于前沿科学，我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前列，犯罪学研究也需紧跟步伐。这里的结合不是单独生物学结合，而是要与心理学、社会学结合在一起，从整个犯罪治理的角度，以跨学科视野呈现；第二篇文章结合中国治理情况将美国模型作本土化分析，尚处在概念化阶段，在理论建构上解释中国特色，但不能只从被害人恐惧考虑，要更多与社会治理体制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科学路径；第三篇文章从数据出发，发展到平台治理，对犯罪平台建设意义重大，更多结合标准规范，包括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其认为互联网平台不能垄断。第四篇文章从价值、制度、机制对司法改革提出有意义的建议，思想具有创新性，是带有理论思想的建构。

本单元第二位评议人、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夏一巍认为，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多巴胺转录基因对人类影响，是多个基因整体影响，与单个基因不是同一个技术，而是指在社会学领域，基因与环境交互研究；此外对传统生物犯罪学的看法，在早期社会学并未提出，直到现代社会学才整合生物学知识。但犯罪学理论一开始都是经验性的，只是不那么客观。第二篇文章的表达性测量不够准确，应该偏向于客观，其研究过于冗长；此外研究模型可以参考心理学表述，建议测量和结构模型同时存在。

本单元第三位评议人、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犯罪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夏菲认为，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生物犯罪学应用对于未成年人适用比较多，美国近期进行了未成年人改革，但国内缺乏相关研究，缺乏生物学、医学理论支撑。第二篇文章中可以增加问卷，目前提到的群体代表性不足，功能性说服力欠缺，如果进行对警察具体行为的研究会更具说服力，比如对警察某一类行为对公众信任感的影响。

本单元第四位评议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王康庆认为，第一篇文章将目前看似冷门的生物犯罪学做了系统梳理，现在的犯罪学理论偏向于融合性。第二篇文章是量化研究典型，技术方法很成熟，但是样本数据没有针对性探讨针对性问题，很难找到合适变量，容易被质疑。第三篇文章从大数据角度阐述对犯罪学研究的影响，比较适合大型团队。

本单元现场报告人对嘉宾评议进行了回应，赵希老师表示收获很大，生物犯罪学也需要对社会导向做系统梳理；周由博士表示忽略经验性探究，过于聚焦于技术方法分析；涂欣筠老师表示会继续加强犯罪学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

三、第二单元：网络诈骗犯罪治理

论坛第二单元由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周光权主持，共有四位报告人和四位评议人。

在报告环节，本单元第一位发言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叶良芳的报告题目是《犯罪场理论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对策》。他首先提出了犯罪场理论的源流、批判与反思。其中源流是犯罪场理论：场、社会场、犯罪场、四要素——即犯罪场是特定背景，有时间、空间、被害人、社会控制疏漏四大要素。批判在于被害人仅是犯罪的客体，四大要素没有被害人。其认为改进应以犯罪人和被害人互动为核心，重构五要素——犯罪人、被害人、时间、空间、社会控制。并且反思了犯罪人的地位，犯罪人不应该是四要素，犯罪人和被害人对犯罪的贡献不同，犯罪人积极促成犯罪结果，被害人被动无知卷入犯罪，故应将犯罪人剥离出来。其次，他推演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场的生成逻辑。电信网络犯罪场属于网络犯罪场，网络犯罪场的范围取决于对网络犯罪的定义：三分法——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犯罪对象、犯罪场所的犯罪。对其进行概念扩张，即以实行行为作为判断标准，行为部分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是网络犯罪。网络犯罪场的特殊逻辑是犯罪人具有主导性，具有支配控制力，其不断有意识培植成网络犯罪场，并对客体特性进行选择。于是生成逻辑就是犯罪人积极利用网络优势将网络成精设定成犯罪的时空因素——隔绝隐秘、精准选择潜在被害人，钻各种制度漏洞，使社会疏漏因素进一步放大。叶老师进一步提出了破解对策，关键在于“破场”。具体而言，在时空因素方面，限制犯罪人与潜在被害人同处一个网络交流空间，例如电话阻断；在被害人因素方面，提高反诈骗意识，使犯罪人的洗脑活动归于无效，贪念会影响判断，比如刷单；社会疏漏方面：堵塞各种制度漏洞，使犯罪人的网络空间活动行迹有踪、倒溯可查，比如上网实名制。最后，叶老师认为，现有数据表明，法律对电信诈骗的处罚过宽，可以借鉴威慑理论加大惩处力度。

本单元第二位发言人、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阳的报告题目是《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现状、成因与防控对策》。他首先介绍了选题背景，是基于电信诈骗高发趋势。文章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其次，他对电信诈骗进行了现状分析，包括网络化分析、数量分析、主体分析和团伙情况分析，得出结论：受骗人平均年龄为31.2岁，犯罪行为呈现复杂化，上下游分工明确，犯罪团伙组织性升级，反侦察意识强，涉案金额集中在500-3000元，且量刑较重。再次，他阐明了电信诈骗犯罪的成因。一是社会主体怠于承担协助网络诈骗治理的社会责任，二是犯罪分子心理因素，三是被害人自身原因，即对新手法认识不充分，维权意识薄弱，被害群体多样性。最后，他寄一步提出了相关的防治对策：第一是出台政策组合拳；第二是公安机关针对性打击，违禁科技工具审查、网站监管；第三是大数据辅助防控犯罪的机制，网络举报、预测犯罪案件趋势、优化犯罪定性思维方式；第四是运用犯罪地理学方法分析犯罪规律，善用内部数据进行常态化分析，与地理学界研究合作，开发模型；第五是有针对性的被害预防对策，针对偏远落后地区、年龄较小的学生——安全教育法制讲座，受骗心理预防。报告人认为网络犯罪依然是打击重点。

本单元第三位发言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讲师张璇的报告题目是《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预防——以日常活动理论为视角》。她首先介绍了电信诈骗的发展历程，电信网络诈骗自2016年兴起，现在所称的电信诈骗包括发送短信等传统手段实施的诈骗活动。其次，她通过对被害人特点的解读，得出以下结论：电信网络诈骗成为生活一部分，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犯罪是社会现象的角度，无法消除，只能预防。最后，她基于日常活动理论，分析电信网络诈骗的被害模型，提出通过寻找节点找到预防对策，包括人才培养，实现被害人反诈，设立反诈软件，比如金钟罩反诈小程序，可以追踪到诈骗电话。报告人认为技术手段虽然有用，但是要结合基层社区警务工作。

本单元第四位发言人、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辛国强的报告题目是《大数据时代恶意注册黑产犯罪侦防对策研究》。他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是基于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其报告第一部分引出互联网注册机制，说明了恶意注册账号的过程，当下很多犯罪分子通过账号开展犯罪。这种犯罪的特点包括：犯罪碎片化，犯罪人员、种类、取证难；犯罪虚拟化，隐蔽性强；犯罪协作化、专业性，形成闭合链条。报告第二部分指出了目前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侦查困境，包括线上操作的犯罪方式不易追踪；犯罪行为界定模糊，导致侦查措施实施困难、需要调取的材料繁多。报告第三部分提出了相关对策，一是建立侦企合作，例如腾讯企业的新机制就是进行线索筛选，预警传送到公安机关；二是采取侦查措施，比如构建反账户攻击的数据模型；三是借助技术手段，通过轨迹侦查定位、追踪。第四是制定防控策略，细化法律条文中关于“明知”的规定，创新侦企联动机制，加强普法宣传。

四、第三单元：新时期未成年人犯罪治理

论坛第三单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卫红主持，共有四位报告人和四位评议人。

在报告环节，本单元第一位发言人、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双阳的报告题目是《从收容教养到专门矫治教育：触法未成年人处遇机制的检视与形塑》。他首先指出了收容教养制度“行为干预重惩轻教、处遇措施矫治缺位、运行逻辑非司法化”的运行困境。紧接着，他阐明了矫治教育制度的内涵，认为矫治教育在理念上实行双向保护，矫治教育的法律性质是保护处分，矫治教育的功能以教育矫治优先，把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看作一种错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评价标准。其报告的基本观点是以保护理念为主导，以责任理念为补充。随后，他介绍了专门矫治教育的运行机制：一是在适用标准上，以法条规定为形式意义的标准，以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作为实质判断，坚持家庭教育优先，专门矫治教育补充的原则；二是在决定程序上，收容教养的诟病在于程序，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共同运作，但是目前尚没有达到司法化状态，应将其纳入法院审查范围；三是在分级处遇上，构建多元化处遇措施，保证处遇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制定有效个别化的处遇方案；四是在处遇场所上，要建立专门学校，细化专门学校法规，明确其职能，改善建设，引入人才和社会化力量。

本单元第二位发言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许博洋的报告题目是《青少年网络被害的实证归因：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他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在社会层面上，青少年网络的被害现象呈现增多趋势，网络环境趋于复杂；在个人层面上，青少年使用网络的时间日益增长。其次文章阐述了研究的理论基础。一是控制理论，包括社会控制理论，即个体与传统生活传统道德的信仰，控制越高被害可能性越低；还包括自我控制理论，低自我控制与被害密切相关；二是日常行为理论。即个体在日常情景风险情景的暴露会增加被害可能性。社会控制与低自我控制之间也存在关系，社会控制会影响低自我控制。控制理论与网络风险形成了链条中介，对整个模型具有调节作用。通过研究，他得出的研究结果是除了低自我控制，其他因素与网络被害密切相关，但低自我控制不显著，恰恰证明低自我控制中介化成为网络风险行为。最后，许博士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展望。他指出目前研究局限在于样本单一，缺乏对线上不良交往调节效应的考察；并且横断研究因果存在瑕疵。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具有更大规模和综合性。

本单元第三位发言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王登辉的报告题目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正当根据与司法适用》。其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两种利益衡量，即行为人与被害人谁值得保护。他提到了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认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少年司法造成极大伤害，因为司法人员未必希望能获得更大自由裁量权，反而会危及他们正常履责。其次他谈到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影响，包括司法人员工作量增加和影响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最后王老师对未成年人的程序控制方面表达了个人观点，认为是否应当核准追诉是实体整体性判断，是否符合层报核准追诉的条件是程序细节。

本单元第四位发言人、辽宁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黄辉的报告题目是《青少年群体中的PUA犯罪亚文化研究——以犯罪学文化冲突理论为视角》。他首先介绍了PUA概念，指出PUA早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随着时代发展PUA亚文化演化为犯罪亚文化。PUA文化2007年传入我国，在我国形成传播，并与不良产业融合，成为犯罪亚文化。其次他介绍了PUA亚文化的特性与危害。在初始期，PUA亚文化具有叛逆性，对主文化抵持制态度；而在成长期，PUA亚文化具有联结性。随后，他阐述了PUA亚文化的成因与缘由。在外部文化冲突层面，包括不良文化泛滥，色情网络暴力，基础教育匮乏，性教育不够。在内部文化冲突层面，主要体现在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足，对不良文化抵抗力不足，以及个人素质较低。最后，黄辉同学说明了应对PUA行为的相关规制手段与举措。在外部层面，打击庸俗文化，提高基础教育；在内部层面，注重文化认同，介入心理治疗，同时借助规范手段进行行业管控，通过法律予以刑法打击。

在本单元的评议环节，第一位评议人、天津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刘晓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目标是预防与保护，我国在立法上不断完善，应该建立专门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目前理论上倡导“以刑代教，以教为刑”，实践上缺乏有效的干预措施，现在的处遇措施没有形成统一的、不同位阶的体系。从刑事一体化角度看，专门矫治教育在实行上有各种问题，应该有针对性的对未成年人进行帮扶。其中第二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很好。第四篇文章建议聚焦非法PUA，比如虐待教唆自杀侮辱，来分析现代主流文化。

本单元的第二位评议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犯罪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于国旦认为，我国没有彻底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现行的行政制度不是司法制度，应当为少年犯罪设立独立的程序、独立的裁判并且规定在独立的法律之中。我国有无必要建立这种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也应当予以探索。针对后两篇文章，都是谈及国外理论的本土化，借助于国外理论解释中国问题，这种路径本身便值得怀疑。因为在国外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涉及到验证问题，需要经过长期实证化、模型化的研究，有些结论即使是常识也要验证，验证结论的途径方法要引起重视，比如样本选择等等，希望此类研究朝着科学道路前进。

本单元的第三位评议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王贞会认为，这四篇文章主线逻辑清晰。前两篇针对涉嫌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第三篇展示了规范的方法论，第四篇提升到文化层面研究社会文化背景。首先，我们要构建少年司法制度，利用矫治教育，发挥好犯罪前的预防功能，如何进一步完善教育矫治是下一步重点关注的问题。其次，要严格限制对低龄未成年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在司法实践操作中，要有原则和价值导向，让处遇措施起震慑预防作用，而非惩罚作用。现有《治安处罚法》和《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人各项措施的总体原则都是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最后，要关注未成年人司法案例中的被害人。坚持“优先保护、双向保护、综合保护”，做好网络保护工作，逐步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基础理论研究。

本单元的第四位评议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苏明月认为，我国实行的是刑事司法与行政并行的二元分割模式，刑事责任年龄是分界线，所以人们重点讨论刑事责任年龄的高低。目前有三种解决办法，一种是降低年龄，二是恶意补足年龄，三是将“二元模式”改为“三元模式”——刑事司法、少年司法与儿童福利的“三元”制度。举例来说，日本少年犯罪的范围从低龄到20岁，重罪适用刑事司法制度，大部分犯罪都囊括在少年司法保护制度中。我国直接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是立法者谨慎打开小口子，将公认严重的行为纳入规制，同时予以程序限制。

五、第四单元：企业刑事风险防控

论坛第四单元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劳佳琦副教授主持，共有四位报告人和五位与谈嘉宾。

在报告环节，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湘潭大学法学院林艺芳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企业合规改革的法制化：兼论刑事司法改革的应然路径》。其认为，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难以满足企业合规有效性建构要求，试点改革本身存在性质模糊的问题，短期内也难以再次进行修法以满足合法性要求。企业合规属于试点式改革中的自发式试点。在保障基本改革历程的前提下，短期内，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就该项试点取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但从长期视角看，我国应当出台修正案，夯实企业合规的合法地位。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讲师兰迪的报告题目是《论美国独立合规监督人》。其指出，美国独立合规监督人具有身份独立性、目标预防性、内容标准性、职权类型性和评价合规性等特征。当代美国监督机制存在成本高昂、监督人与被监督企业地位失衡、政府机构权力缺乏约束和司法审查形式化等问题。司法部施行限缩适用范围、引入替代措施、强化自我监督和推进社会监督等措施，法院对暂缓起诉协议及其监督人条款的审查趋于实质化。监督人的适用空间遂被压缩，成为一种例外性的矫治手段。我国在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时须引以为戒，坚持更加审慎的立场。

本单元第三位报告人，上海海关学院讲师纪康报告的题目是《公权合规体系的中国构造：理论基础、激励模式和未来走向》。其认为，合规理论自提出以来，存在权力转移正当性的质疑和企业经营自由权的危机。但这些都是将合规理论应用于企业造成的，合规概念本身便没有将适用限定于企业之中，而是所有的组织体都可以适用。监察法特别是监察建议制度的实行，标志着我国公权合规计划的开始，弥补了我国法治监督体系中间接监督、对事监督缺位的现实。公权合规体系是积极治理主义理念的当代体现，监察建议制度通过事前监督的方式实现了国家腐败治理体制的更新。对于有效推行合规计划的公权组织，可以在发生内部成员腐败犯罪时阻却组织体的刑事责任。公权合规体系需要在未来对监察建议进一步制度化，同时着力对人监督和对事监督之整合，并增加必要的监管类罪名。

本单元第四位报告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徐永伟博士后报告的题目是《刑事合规的识别规则：在“宽松”与“严格”之间——从刑事合规的类型化切入》。其认为，当前“宽松”立场下的刑事合规识别规则，表面上依赖于域外刑事合规的立法解读，实质上则完全演绎为对刑事合规的功能期待。这一“宽松”立场不过是将刑事合规降格为合规管理要素的刑事化，势必会引发刑事合规范畴的泛化，进而导致刑事合规所预设的功能与目的逐步消解。只有回归“严格”立场，将刑事合规的识别规则建立在刑事合规作为组织性与体系性预防措施的实质的基础上，并在识别的过程中完成刑事合规与刑法理论、规范内容的功能等价性，才能理性推动刑事合规的类型化之路。

六、闭幕式

2021年10月17日，本次论坛顺利落下帷幕。闭幕式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涂欣筠主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中国监狱工作协会副会长王平，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副院长王志远分别对论坛进行了总结致辞。

王平教授认为，本届论坛讨论了很多问题，内容丰富、角度多样。对于为期两天的论坛，王平教授主要做出以下建议和点评：第一，企业合规制度构建要建立在对单位犯罪的研究基础之上，例如追究单位刑事责任在刑法学上的正当化依据何在? 从打击犯罪的角度和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会得出不同观点，因此对单位犯罪的规制及其产生的效果，我们需要进行深刻反思；第二，结合论坛发言人的讲述，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犯罪学研究越来越细致，相关技术不断发展，研究方法时时更新，因此要有知之为知之的谦逊精神；第三，由于犯罪学的研究领域太宽广，因此论坛的主题越明确，越能吸引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等其他刑事法学领域的人才加入，只有积极促进犯罪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积极互动，在各有侧重中的工作基础之上，深入沟通交流，才能为犯罪治理贡献各方力量；第四，犯罪学是一种经验事实研究的学科，而非逻辑推理。这是犯罪学与法学的区别，也是犯罪学的重要特点。犯罪学在发展过程中要和其他学科保持密切联系，不能过于孤芳自赏，但是也要保持自己的特点。

随后，王志远教授对王平教授的观点总结进行了回应和支持，并且对会议做出以下总结：首先，是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莅临指导以及各地刑事法领域青年才俊的热情参与；其次，他指出本届论坛的中心思想是在中国犯罪研究最前沿领域形成真正的多学科对话。这个中心思想的确定源自目前学术研究现状，即各领域研究力量分散、交流太少，但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各领域合力完成。通过对同一问题的多学科对话，可以节省力量解决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能从自己的学科领域出发为犯罪治理提供有效的贡献。最后，他对未来的论坛举办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论坛以“宽口径”的犯罪学作为平台，能真正实现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与融合，为我国的犯罪治理提供务实有效的对策建议。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第一届“法大犯罪治理论坛”顺利圆满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