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于国旦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犯罪学研究所所长、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理事,主研究方向为刑事司法学、犯罪学。
主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刑事疑案案件中刑法解释的价值判断应用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少年司法制度研究”等项目
参与我校援疆工作,荣获我校“援派挂职先进个人”称号。
出版《少年司法法研究》、《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概念与制度构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重点疑点难点问题判解研究》、《越轨社会学》、《中国犯罪对策研究》等著作。
缘起:偶因闲谈,使命萌发
2023年6月,当得知学校组织部正在开展中组部第十一批援疆干部选拔工作时,于老师心中涌起了强烈的使命感。“我想去南疆看看,去图木舒克看看,更想知道自己能为这所年轻的政法院校做些什么。”带着这份朴素的想法,他主动报名申请,有幸获得学校批准,踏上了前往新疆政法学院的征程。
2023年8月,他跨越4000公里,从北京到达新疆图木舒克市的新疆政法学院开展我校援疆工作。他对新疆政法学院的了解,始于与朋友的一次闲谈,“最初听说新疆政法学院时,我还以为它在乌鲁木齐,毕竟多数高校会选址省会城市。”直到深入了解后他才知晓,这所学校位于南疆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是2021年经教育部批准,由石河子大学科技学院整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办学资源转设而成的新建院校,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管。
适应:直面差异,渐入佳境
从繁华的北京到偏远的南疆,环境与生活的差异给于老师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初到图木舒克,最直观的感受便是自然环境的独特——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城市,这里风沙较大,气候干燥,阳光照射强烈。不过,让他倍感欣慰的是,国家多年来持续推进的沙漠“锁边”工程已初见成效,通过在沙漠边缘植树造林,风沙治理取得显著进展,气候条件已比过去改善许多。
与之相比,生活环境的差异则更为鲜明。图木舒克市区人口仅3-4万,而新疆政法学院的学生就将近2万,城市规模小、人口密度低。在人口构成上,市区汉族人居多,维吾尔族也占相当比例,到了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占比则超过90%。“刚去的时候,吃饭、语言、甚至人们的外观都和内地有很大不同,感觉像是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但这份陌生感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时间推移,于老师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节奏,也调整好了与内地的时差。
工作模式的转变是另一大挑战。此前在高校任教时,于老师无需坐班,时间安排相对灵活;而到了新疆政法学院后,他承担起行政工作,需严格遵循“早10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下午4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的作息制度。“刚开始确实不太习惯,但换个环境生活一段时间,这些问题都能自然而然地克服。”于老师笑着说,学校里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食堂既能提供地方特色美食,也有全国各地的口味,饮食方面并未成为困扰,短短一两个月,他便完全融入了新的工作与生活。
破局:精准施策,硕果累累
在援疆工作期间,于老师主要的成果之一,便是指导新疆政法学院组织申报各级各类项目91项,最终获批国家级、省部级纵向项目23项。这一成绩的背后,是他对边疆高校科研短板的精准把握与针对性帮扶。
“这所学校成立时间短,教师队伍以硕士研究生为主,很多老师刚毕业就走上讲台,不仅教学经验不足,科研基础也比较薄弱。”于老师坦言,对于刚毕业的年轻教师而言,省部级以上项目申报门槛高、竞争激烈,仅凭个人力量很难成功。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他推动科研处与学校7个学院深度合作,构建了“学院初辅导+科研处全流程帮扶”的模式:先由各学院对本院教师进行初步指导,再由科研处邀请疆内疆外有经验的专家,通过线上、线下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从选题阶段就为教师把关,待教师完成申报书初稿后,再组织专家逐一审阅、提出修改建议。
“像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这类重要项目,我们会开展好几轮辅导。”于老师强调,如今的科研工作早已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有组织的科研”才是提升申报成功率的关键。通过高层次专家辅导、申报者交流讨论等方式,新疆政法学院的科研申报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学校2021年才转设成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虽然教师基础薄弱,但只要持续推进这些工作,未来在全国政法院校中一定能稳步前进。”
筑基:搭建体系,建章立制
除了推动项目申报,于老师还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学校科研管理体系的建设中,为新疆政法学院的长远发展夯实了基础。其中,牵头组建校学术委员会便是重要举措之一。
“很多高校都有校学术委员会,下设几个专门委员会,形成两级结构,但新疆政法学院此前一直没有成立。”于老师解释,并非学校不重视,而是早期符合委员任职条件的教师数量不足。随着学校发展,副教授、教授人数逐渐增多,成立学术委员会的条件成熟后,于老师立即推动各学院推荐人选,经校党委会研究确定,最终促成学术委员会落地运行。
在他看来,学术委员会是学校科研生态的“核心枢纽”:面对教师论文涉嫌抄袭等学术不端问题,需由学术委员会裁决;教师申报高水平著作认定,也需经学术委员会讨论;此外,学校涉及教学科研的重大事项,都需要学术委员会参与决策。“我在的时候参与了委员人选的筛选和成立筹备,离开前参加了第一次会议,后来听说已经开了三次会,讨论了不少学校事务,这让我很欣慰。”
与此同时,于老师还重点完善了学校的科研管理制度,其中“学术期刊分类”规定尤为关键。“我们明确了不同期刊发表论文对应的级别,这就为评定教师学术成果水平提供了客观依据。”他表示,这项规定就像学校科研管理的“法律”,即使自己离开后,仍能长期发挥作用——未来学校开展教师科研成果评定、推进职称评定(目前暂未完全展开,后续将逐步推进),都能以此为标准。“制定时我们多方征求了意见,现在公布执行后,也没有收到修改建议,说明它符合学校的实际需求,能为科研发展持续赋能。”
联结:校际联动,资源共享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派往新疆政法学院的援疆干部,于老师深知校际交流对边疆院校发展的重要性。事实上,教育部早已组织15所高校对口支援新疆政法学院建设,中国政法大学正是牵头单位,于2024年正式启动援建工作。
除了派驻疆教师外,两校还搭建了多元化的交流渠道:在人才培养方面,专门设立专项计划,每年从新疆政法学院选拔2-3名教师到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推进学生交流;在管理支持方面,新疆政法学院现任副校长便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负责主持学校重要工作。
“校际交流不能流于形式,必须做具体的事。”于老师举例说到,目前中国政法大学正协助新疆政法学院应对本科教学评估、筹备硕士点申报,这些工作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办学质量与发展前景。他认为,未来两校乃至内地高校与边疆院校的交流,应重点聚焦“科研能力提升”:通过邀请内地高水平专家开展辅导讲座、组织学术交流活动、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合作、为教师论文提供修改建议等方式,真正实现资源双向互动共享。“比如我们曾邀请东华大学的专家为新疆政法学院老师辅导,效果很好。只有让边疆教师真正接触到前沿科研理念与方法,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校的科研实力。”
感悟:情牵南疆,铭记奉献
回顾一年零八个月的援疆经历,于老师心中满是感慨。谈及印象最深刻的事,他提到,新疆是个美丽的地方,“除了风沙大些,这里的山河景色让人自豪,建议大家有机会都去看看。”虽然新疆的自然环境美,但援疆工作人员的坚毅品格才是那里最突出的“风景”,“从图木舒克到北京,直飞航班最短也要6个半小时,交通不便、环境相对艰苦,但仍有一大批人坚守在这里,他们的付出值得敬佩。”而且对于新疆政法学院的发展,那个于老师曾经工作的地方,他也是感慨万分,“学校校园大、硬件设备在全国都算先进,虽然软件(如教师水平)还需提升,但所有人都在积极努力,这种向上的氛围让人感动。”
如今,于老师已回到内地,但他对新疆政法学院的关注从未停止。“就像本科毕业第一次工作的地方会留下深刻印象一样,这里的经历对我来说格外珍贵,现在我还会经常打开学校官网,看看它的最新发展动态。”
这份牵挂,也延伸到了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于老师的核心研究方向是少年司法与犯罪学,此前不少人对新疆的治安、未成年人教育问题存在担忧,但他通过亲身经历发现,如今的南疆治安良好,社会稳定。不过,新疆的犯罪问题确实有其特殊性,如涉恐怖犯罪是当地重点关注领域,值得深入研究。
目前,中国政法大学已成立新疆研究院(在乌鲁木齐设有常设机构),并与新疆图书馆自治区等单位合作推进相关研究。于老师所在的刑事司法学院犯罪学研究所也已行动起来,还有其他的年轻老师正在新疆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调研;同时,学校开设近20年的国家级一流本科实践类课程“少年法律诊所”,也与新疆未成年人研究工作形成契合点——该课程关注少年违法犯罪,既能结合民族文化开展实践,又能为教师提供合作研究、交流学习的平台。于老师表示“未来有机会,我也想参与到新疆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中,为边疆的法治建设贡献更多学术力量。”
展望:研精覃思,深耕本土
访谈最后,于老师从犯罪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当前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网络犯罪等问题的思考。他指出,目前国内虽有不少针对本土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理论,但尚未形成能对国际产生广泛影响的成果,“国外理论可以参考,但不能直接套用解释中国问题,必须通过科学方法检验其适用性”。
他呼吁更多研究者能投身中国犯罪问题(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提出具有解释力、国际影响力的本土理论。“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长期积累,但只要我们坚持深耕,一定能取得突破。”
结语
从主动报名援疆,到推动科研项目突破、搭建科研管理体系,再到持续关注边疆法治教育与学术研究,于老师用行动诠释了一名高校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他的援疆故事,不仅是个人人生中的宝贵经历,更折射出无数援疆工作者的奉献精神——正是这些“追光者”的付出,让边疆的法治教育事业不断向前,让祖国的西北疆域焕发着更加蓬勃的生机。